法制建設
新司法解釋對邪教犯罪的界定
來源:凱風網      發表日期:2017-03-24      已瀏覽  2,059  次

      2017年1月25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2017《解釋》)明確規定了“邪教組織”的概念,并詳細列舉了構成犯罪行為的種種客觀行為表現,詳細規定了各行為方式分別達到多少數量或程度能定罪,以及出現與如危害國家安全類、危害公共安全類、侵犯公民人身財產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類等章中的罪名相重合時數罪并罰的具體適用,給司法工作進行具體指導。同時,2017《解釋》也觸及了社會公眾的敏感神經,引發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和社會的熱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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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一:邪教犯罪二重性 

      關于邪教犯罪,我國《刑法》第300條即《刑法修正案(九)》33條做了相應規定,其中第1、2款分別規定了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組織、利用邪教組織致人重傷、死亡罪兩款罪,第3款則為注意規定,因行為人實施本條第1款犯罪的同時奸淫婦女、詐騙財物的,已符合《刑法》第236條和266條的強奸罪和詐騙罪的構成。   

      2017《解釋》的第2條、第3條、第4條、第5條、第6條、第7條、第8條和第9條是對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組織、利用邪教組織致人重傷、死亡罪的具體行為、量刑標準、從重從輕進行了細化;2017《解釋》第10條是數罪并罰條款,針對邪教犯罪實施過程中,又觸犯特定罪行如分裂國家罪、煽動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侮辱罪、誹謗罪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定罪處罰;第11條是結果犯條款,對因邪而致他人自殺、自傷,對加害人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第12條是行為犯條款,邪教組織人員以自焚、自爆或者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以放火罪、爆炸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定罪處罰。第13條是共同犯罪條款,明知他人實施邪教犯罪,而為其提供便利條件或者幫助的,以共同犯罪論處。 

      針對上述各罪,可以將邪教組織處罰的罪名分為兩類,一類是邪教組織單獨構成的犯罪,這是《刑法》第300條前兩款規定的罪名,這兩個罪唯獨利用邪教組織才可構成,因而屬于典型的邪教犯罪。另外一類是邪教組織實施的具體行為構成的犯罪,即《刑法》第300條第3款以及2017《解釋》規定的各種罪。相對于邪教組織進行的犯罪而言,這類罪實際上是刑法規定的普通犯罪,只是邪教組織實施了相應的行為符合了相關罪的構成從而構成其它個罪。進而言之,第二類罪不會因你是邪教組織、邪教教徒而排除適用。    

      思考二:邪教犯罪司法認定的二重性 

      司法實踐中,認定“邪教組織”面臨兩個層次難題,其難點在于一是邪教大多依附傳統宗教,邪教與宗教的界分標準如何。二是邪教組織的來源復雜、名目繁多,實踐中查獲的涉邪組織名稱并不一定與社會公眾已知的邪教組織名稱相同,大多邪教組織都不只是一個名稱,比如“全能神”邪教組織的名稱就還有“東方閃電”、“末世恩主教會”、“新歌教會”、“實際神”、“國度福音教會”等,又如“門徒會”有些地方稱為“曠野窄門”、“三贖基督”、“二兩糧”、“蒙頭教”等。2017《解釋》都明確了解決辦法: 

      一是對“邪教組織”的認定。對邪教組織的認定在世界范圍來說都是難題,2017《解釋》第1條對邪教組織概念與內涵進行明確界定:冒用宗教、氣功或者以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條規定的“邪教組織”。這一概念明確了“邪教組織”認定的標準,司法機關可據此予以認定,重點從是否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之名形成反社會的歪理邪說,是否對首要分子進行神化宣傳,是否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是否以其邪說作為控制其成員的手段,是否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非法組織這五個關鍵要件把握是否屬于邪教組織。事實上,2017《解釋》之前的“華藏宗門”邪教組織案根據1999年10月9日“兩高”通過的《關于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1999《解釋》)已經為我們提供了認定邪教組織的范例,法院在判決的同時認定“華藏宗門”為邪教組織。 

      二是如何認定犯罪嫌疑人參加組織屬于邪教組織。判斷具體行為是否屬于已被確定的“邪教組織”,可以通過涉案物品是否屬于邪教宣傳品來作認定。2017《解釋》第15條明確規定:對涉案物品是否屬于邪教宣傳品難以確定的,可以委托地市級以上公安機關出具認定意見。據此,公安機關對于涉案物品是否屬于邪教宣傳品,進而認定該行為是否是涉邪教犯罪行為進行全面審查,并適用2017《解釋》中第1條的規定進行認定。 

      思考三:體現了寬嚴相濟 

      2017《解釋》第8條規定了與境外勾結、跨省、向未成年人宣揚邪教和國家工作人員從事邪教等8種從重處罰的具體情形。第9條規定了行為人符合“情節較輕”但能夠真誠悔罪,明確表示退出邪教組織、不再從事邪教活動的,可以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其中,行為人系受蒙蔽、脅迫參加邪教組織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行為人在一審判決前能夠真誠悔罪,明確表示退出邪教組織、不再從事邪教活動的,分別降低一檔量刑處罰。 2017《解釋》第2條第7款規定對曾因從事邪教活動被追究刑事責任或者兩年內受過行政處罰,又從事邪教活動的屢教不改者追究刑事責任。 

      在司法解釋條款中寫明這些,充分體現了中國依法懲治邪教組織犯罪保護人權的根本目的,同時這些規定也體現了區別對待,嚴辦首惡和頑固分子,寬待脅從的原則,有利于震懾邪教中堅分子的囂張氣焰,分化瓦解邪教組織,團結爭取受騙的大多數群眾。 

      思考四: 重者恒重—對舊的司法解釋、解答梳理整合 

      2017《解釋》整體上吸收和接納了舊的司法解釋、解答的內容,這也表明邪教組織犯罪的頑固性和長期性。比如第11條到第14條在梳理整合原有邪教犯罪司法解釋和解答基礎上,分別對組織、利用邪教組織鼓惑邪教組織人員自殺、自傷的,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邪教組織人員以自焚、自爆或者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以放火罪、爆炸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定罪處罰、共同犯罪、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做了規定。這些規定在2001《解釋》第9條、第10條和2002《解答》二十四和二十七有類似的規定。 

      思考五:司法解釋新變化—符合邪教組織犯罪發展趨勢 

      邪教犯罪會隨著形式的發展、變化而逐漸擴大,我們必須時刻關注其動向和發展趨勢,及時做出應對之策。在手機互聯網信息時代背景下,法輪功等邪教組織利用高科技手段進行破壞的新型犯罪手法已突顯。 

      1.新增移動存儲介質、利用通訊信息網絡和貨幣宣揚邪教 

      隨著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U盤、內存卡、移動硬盤等移動存儲介質和手機、微信、微博等新型通訊信息網絡大量出現,這些新型移動存儲介質和傳播途徑與傳單、書刊等傳統宣傳品相比,具有存儲量大,易編輯,易制作,易攜帶和易傳播的特點。針對這類新型犯罪手段和途徑,因移動存儲介質的性質、在傳播中的作用和社會危害性上更類似于2001《司法解釋 (二 )》第 1條第 2款中規定的“DVD、VCD 、CD 母盤”,2017《解釋》將這兩種傳播載體并列加以規定,適用統一的數量標準定罪量刑。 

      另外以新型存儲介質為載體的宣傳品存儲的內容可能包括音頻、視頻 、文檔 、圖片等多種形式的電子信息,在數量認定上難以按傳統宣傳品數量標準進行評價,2017《解釋》第2條12款在宣傳品種類及數量上吸納新形式,專門針對電子宣傳品做出規定,按照視頻文件、音頻文件、電子刊物、圖、文章等形式分類,并規定相應的入罪數量。 

      最后,2017《解釋》第2條第10款針對“法輪功”邪教組織利用人民幣進行邪教宣傳行為進行了細化規定。 

      2.變更了牽連犯的處罰原則—引入數罪并罰 

      司法實踐中,邪教組織宣傳品的內容并不是單一的,有制作、傳播多種宣傳品的情況,也有一種宣傳品混雜多種內容的情況,往往是一種宣傳品既有宣揚邪教的內容、侮辱誹謗他人的內容,也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內容,同時還有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等內容。針對這種情況,2017《解釋》第10條規定: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過程中,又有煽動分裂國家、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或者侮辱、誹謗他人等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定罪處罰。 

      2017《解釋》在刑罰原則方面引入數罪并罰原則,依據邪教組織和成員的具體犯罪事實,采取對號入座的方式,觸犯哪條法律,就按那條法律進行定罪處罰,這就涵蓋了邪教犯罪所能涉足到的其他特定危害行為,可以對邪教犯罪的處罰起到很好的規控作用,為全方位打擊邪教犯罪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條件。 

      “法律規定得愈明確,其條文就愈容易切實地施行”,在不斷完善法律規范,從嚴從重打擊邪教犯罪的過程中,2017《解釋》為依法打擊邪教犯罪提供了有力武器。 

(責任編輯: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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